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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忧思与建言

  • 2009-03-25 14:20 点击数:
  •    ——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八次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赵致真

      去年,承蒙学会推荐我,作为第三届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的候选人,并且居然被选上了。这是个很高的,又很意外的荣誉。因为这不是我们学会自己内部关
    起门来搞评比。面对全国各行各业的科技工作者,评委们能投我一票,说明我们科技新闻工作正越来越受到整个科技界的承认和重视,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信任和期待。

      但拿到这份获奖证书的时候,我的心情却是十分不安和愧疚的。平心而论,在当前,我认为我们科技新闻工作者与其说应该受到赞美和奖励,毋宁说更应该受到敦促和诘问。因为我们并没有很好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上个月,人民日报记者小温电话采访我。讨论的议题是,怎样看待当前封建迷信的猖獗,特别是它们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大家可以在google里随便搜一下“科学算命”之类的词,立刻就会蹦出来几千个网站。从周易原理到风水大师,从生辰八字到星座血型,真是洋洋大观盛况空前。有的孩子因为网上算命说今天不宜出门,于是就干脆旷课待在家中;有的青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想的恋人,但算命先生说是星象不合,于是便断然决绝;有的学生哪怕考试前复习功课是应该坐在床上还是书桌旁,面朝什么方向,都要预先到风水网算一算。至于买进或卖出谁家的股票,选什么号码的彩票,甚至生了病如何改个姓名,便能用“名间治疗”替代吃药打针,网上全都能找到答案。有个公司的人事部门把职工的花名册交给预测公司,请他们根据每人的出生年月和姓名籍贯,用“科学方法”判定谁该下岗,谁该留用,谁该提拔。不知大家有没有领教过一些“死亡网站”,页面阴森恐怖,叫你输入自己的真实信息,它就可以预测你何年何月何日死于何种原因,并且颁发一个赫然写着你的名字的死亡证书。有位女学生算出来自己还能活8年,从此失魂落魄,无心读书,天天在恐惧中数着生命的倒计时。我们的电信行业也不甘落后,赶忙用手机短信从“算命产业”中分一杯羹。甚至连电视台都不拒绝赚这笔广告钱。“硕鼠公然逛猫市,老龙无奈度狗年。”我们只能眼看着“数字化迷信”的雪球越滚越大。

      再瞧瞧今天那些殡葬仪式是怎样翻新出奇的,烧的冥钞早变成了美元、VISA卡,陪葬物件从纸扎的彩电、冰箱、手机到汽车、别墅甚至二奶,而这些并非都是普通群众的行为。可以调查一下,多少留学生考托福和GRE,申请国外大学和签证之前都要烧香拜佛?又有多少相当级别的官员在换届之前求神问卦,甚至利用特权到庙里烧新年的头炷香?

      今天市场大潮的冲击,信仰的迷失,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港台之风的登陆,都让建国后一度几乎绝迹的封建迷信卷土重来。我们的青少年结结实实补上了封建迷信的一课。而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竟然摇身一变,把恰恰应该是它对立物的科学拿来当作伪装,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科协做过好多次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其实,一些社会现象本身就可以视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并且已经拿出了令人忧心的“实验报告”。今天,各种地下教会几乎无孔不入,到处渗透。国际反华势力和台独分子宁愿把赌注押在邪教身上,选中法o功充当急先锋。我们都爱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愚昧也是力量,而且是破坏性很大的力量。我曾经做过考察,确实有些搞科技专业的人,甚至硕士博士痴迷法o功,但我还从来没发现过一个真正的科普作家信法o功的。这说明科学精神远比零碎的知识更重要。顺便汇报一下,在座的可能有人知道,去年我到美国看望女儿时遭到了法o功起诉,说我们《科技之光》做过批判李hong志的片子。他们大概没料到我会应诉,世界上哪有科学怕邪教的道理呢?我想这场官司也是送上门来的揭露法o功的机会,总得让他们付出点代价,知道在下口咬人的时候,要防备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是长了倒钩的。

      除了对于迷信猖獗的切肤之痛外,我20年来身处科普工作第一线,心中还有另一种困惑、苦闷和无奈,那就是我们自身力量和队伍长期以来的不景气。一个星期前,是《科技之光》播出10周年的日子。白居易的诗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按他的标准我们已经超过了三年。《科技之光》从来就不是“一路凯歌,一路雄风”,中间可以说经历了九蒸九晒,千辛万苦,甚至许多屈辱才走到今天。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中国的经济每年在按8%的平均速度增长,中国电视的频道也翻了几番,但《科技之光》却基本没有发展。能够苦守住这块阵地已经是万幸了。“如果没有飞翔的愿望,翅膀就会成为多余。”许多人都曾经十分关心《科技之光》,几年前还策划过成立科技频道,但却终于没能办成。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叫《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平日谈到《科技之光》的境遇,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新华社记者碧声很有同感。她创办《三思科学网》四年了,完全靠单打独斗,每年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近万元支付相关的费用。面对着满天乌云般的封建迷信网站,《三思科学网》实在太单薄,太微弱了,但碧声一直在咬牙坚持,舍不得让它夭折。我们彼此常常互相鼓舞,但也少不了共同叹息。说白了,这是一个社会大气候的问题。这种大气候下,科普的物种长不大,迷信的藤蔓却能疯长,而社会的精神则会霉变。我说的是市场化大潮对科普工作的冲击。

      我是高度赞美市场经济的,也完全认同精神产品要面向市场,但却反对什么东西都“市场化”和“商品化”。我们今天提倡科学发展观,应该包含着均衡和协调的发展。中国现在每年生产电视剧约15000部集,市场交易约300亿元,中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1000部,是全世界其他各国的总和。但科学内容在整个精神产品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少了。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宏论”,说现在是“消费时代”,“休闲时代”,“娱乐时代”。如何把观众和读者的“笑”“搞”出来,似乎成了媒体的首选。精神产品明明有四大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现在却只剩下了“及时行乐”这一种功能。有些科技栏目为了适应潮流,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挖空心思去猎奇和逗乐,自己倒变成了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其实无论发展什么样的“多元文化”,都绝对少不了科学这个“元”,无论怎样想“求变图新”,都不能丢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对于科普来说,娱乐永远是手段和策略,而不能成为目的和结果。这个原则《科技之光》十年来没有动摇过。我看《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探索栏目办得很有影响,也是靠着保持科学本色。

      我最近从旧书市买了一大批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科学画报》和《科学大众》杂志,翻看着那些在我出生前就印出来的发黄的书页,心中涌起一阵阵敬意和感动。即使在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的岁月,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前辈们都没有放弃向民众普及科学的责任。文化是塑造人的模版。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打造出什么样的国民。文化应该也是一种“场效应”。在电视台,我曾跟着技术人员出去测量本台信号的场强。目前中国大地上,科学的“场强”太微弱了。而我们每天写的稿件,播的节目,就是“科学场”的重要信号源。

      有些话说来让人感慨,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提出“科教兴国”口号的国家,也是唯一制定科普法的国家,这一点,国外同行都很羡慕。但我们具体量化的硬措施是什么?这两年见过谁因为违反了科普法而受到纠正和惩处?不由引起一个联想,我们批判过“意念移物”,指出只有真实的能量,才能在真实的空间移动真实的原子。科普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必须有真实的力量投入和真实的政策倾斜,否则岂不成了“意念移物”。科普如果有商品属性,消费对象无疑是全体国民,“买单人”则主要应该是国家。马克吐温说过,“政府要想少办学校,将不会省下钱来,因为要花更多的钱去盖监狱。”我看借用到科普事业同样是合适的。

      在目前的大气候下,和其他新闻界同行相比,我认为,中国的科技新闻一直是边缘化的。看看每年各级的新闻评奖和职称评定,评委们对科技新闻这块几乎都不知所措。我们的学会无疑应该以会员为本,而从事科技报道的人员不但数量少,而且最不稳定,更换周期最短,更换比例最大。领导似乎认为调谁来都能够对付科技报道。我访问过美国几所大学的新闻系,都设有科技和环境报导的专业。美国许多大城市的报纸都要聘请训练有素的科学编辑,大的通讯社都有称职的科学记者。杨振宁、李政道发现宇称不对称原理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发表社论,指出它对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刻意义。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科学记者都是通才,但大的科学发展的框架和轮廓却应该是了解的,如同画中国地图知道象“雄鸡”,而不是像意大利的“靴子”。听说我们有些媒体,对科技新闻优劣的判定还常常以是否出现错别字为准,哪怕通篇都是“水变油”、“永动机”之类的内容反倒似乎并不重要。

      面对现实,我希望我们学会至少能把自己的队伍好好盘点一下,全国到底多少人,多少阵地,多少不变心、不跳槽的骨干,特别是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加强对他们的帮助、扶植和提高。我还发现一个现象,许多科学家根本不欢迎新闻采访,甚至说“如果想把谁在科技界同行中间搞臭,最见效的办法就是让新闻单位去报道他。”这主要是因为有些记者过于注重吸引读者的眼球而顾不上尊重事实。武汉协和医院有个从美国回来的肖传国教授,在解决截瘫病人排尿问题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位记者却对他的核心成就不甚了了,而对他仍然在纽约大学兼职,每年坐飞机往返于中美之间七八次很感兴趣,最后写出的报道题目叫《坐着飞机上班的人》,搞得肖教授十分无奈,以后宁可对媒体敬而远之。可见我们科技新闻在整体地位不高的状况下,还要从自身业务素质上寻找原因。

      最近,在我们这个相当狭小的科技新闻圈子里,出现了一些原则性的争论,它涉及到我们的工作方向,因此每个从业者都无法回避。一个很时髦的话题,便是对所谓“科学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弊端。原子武器的威胁,环境污染的灾难,都是科学的罪过。因此要推翻“科学的权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甚至诅咒科学。如果这样重大的是非问题分不清,我们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要早得多了,但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意识。2000年北京科技电视节上,英国4频道的朋友告诉我,新千年来到的时候,他们制作了一个很著名的节目《百年老屋》,屋里面没有电,没有煤气和自来水,一切设施都和百年前一样,让几个所谓“反科学主义”的人在里面住着,每天现场直播他们的生活。结果没有谁能忍受这种“归真返璞”。每当我听到“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就很不以为然,哪把剑不是两个刃,又有谁把一个刃专门留着来砍自己呢?从进化的意义上,科学使人类更有利于生存。实际上,科学就是求真,就是用严格的实验和逻辑,按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科学从来不宣称自己是真理,但正是科学的怀疑精神和纠错机制,使它不断逼近真理。记得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科学提供了比宗教更能通向上帝的道路。”世界上没有“好科学”和“坏科学”,只有人对科学的正确和错误应用。我们今天的中国,真的是科学泛滥,科学过剩了吗?从五四时代呼唤赛先生起,科学从来没有真正在中国扎下根。当我们迫切需要弘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的时候,却听到要“反对科学的权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这只能反映我们思想的混乱,作为媒体,应该尽量避免“自己感冒了,再对着读者和观众打喷嚏。”

      与此相关联的论争是所谓“敬畏自然”和环境保护问题。我自己的文章中就说过敬畏大自然的话。面对广阔而壮丽的宇宙,人不由会感叹自身的渺小。我也是个环境保护主义者,《科技之光》开了十年的环境专栏,我还建议女儿去读了耶鲁大学环境系。但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根本的原则,人是一切的尺度。大自然本身压根没有什么“环境好”和“环境坏”的标准。我们欣赏五彩缤纷和百音交响,对大自然来说只是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和空气震动;所谓“香”和“臭”只是不同化学分子对人的鼻子的作用;世贸大楼毁了,大自然什么也没有丢失,所有原子都还在,不过排列顺序变了而已;金星是个充满高压有毒气体的“大烤箱”,这也是人拿自己的生存环境来比较所做的结论。再说,大自然环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且不说大陆板块漂移,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就说近期的南太平洋海啸,给环境带来的变化就远远超过许多人类活动。

      鸟在树上衔草筑巢,也是改变环境。古代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埃及人开苏伊士运河,都是为了让环境更适合人的生存。这些年,遍地开花的经济活动使得空气、水、直到饭锅里的食物都受到严重污染,让人们痛心疾首;广大公众环境意识的淡漠,国家环保部门缺乏权威,这些都需要大声疾呼。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保护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没有更高的利益主体。打死一只苍蝇,你就破坏了大自然的一个最精巧结构。古人尚且嘲笑那些“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的呆子。我们所作的一切不是“替天行道”,而是为人造福。何况发现和评估环境问题只能靠科学,预防和解决环境污染也要靠科学。《寂静的春天》关于农药残留的测定就离不开科学方法。

      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必须接受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教训,少走和不走弯路;必需在计算“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时候加上“环境成本”,让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有一个粗壮的“绿色大拇指”。但却不是因噎废食,让国家的发展停滞不前,让我们的建设者动则得咎。

      具体说到一个争论的焦点是水电站问题。建坝前的充分论证绝对必要,哪怕因此会影响一点时效也值得,如同洗淋浴前必须调试好水温以免烫伤。但在国家能源极度短缺,许多大城市频频拉闸限电,使得创造巨大价值的生产线无法运行,使得许多老人孩子因冬天不能开暖气、夏天不能开空调而备受剪熬,医院、宾馆纷纷采购柴油发电机自救的情况下,我们该不该由于对裂腹鱼的保护方案还存在疑问就轻率反对这些工程?我们是否有权让金沙江、雅砻江两岸人民永远忍受可怕的贫困,从而为我们这些小康阶层保留一块“原始生活”的“化石”作为旅游观光景点?我们是否有权维持目前这种大量烧掉宝贵煤炭,任凭二氧化碳、粉尘排放和酸雨形成的破坏环境局面,却阻止科技工作者开发清洁的水电能源所作的努力?我在煤矿底层待过11年,这里就不提每年死于工伤事故的小煤窑矿工了。

      还有些环保目标是从全球尺度上造福整个人类的。我在意大利的一次环境讨论会上说过,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是巴西等国家在用自己的国土无偿给全世界生产氧气,禁止他们为自己的温饱而砍树,其实并不公正。美国率先发达了,却以保护环境为理由限制别人发展,而自己又拒绝在京都协议上签字,可见问题并不简单。站得高一点,就应该看到我们的民族必须不失时机地强大起来。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落后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我们保护环境,很大程度是为了明天,为了子孙,如果处处捆住手脚,我们怎么会有光明的未来?

      我的意思不过想说明,环保需要激情和勇气,更需要理性和知识。我们作为科技新闻工作者,在对环境问题做出报道和评论前,至少应该有更清醒地认识和判断。

      我很珍惜这次会议中自由的学术交流精神。既然发言,就说出自己真诚的想法,才是对大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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